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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村——天马遗址发掘经过

寻寻觅觅找晋迹  冥冥之中遇故都

   ——二十世纪六、七十年代对遗址的发现和试掘

曲村——天马遗址的发现源于一个偶然的契机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,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相关专业人员在豫西、晋南寻找夏墟时,偶然发现了侯马晋国遗址。1962年,在围绕侯马晋国遗址调查时,考古学家在其周边发现了曲村——天马遗址。

1963年,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与山西省文管会联合进行了首次调查试掘,初步确定这是一处大范围的以西周晚期遗存为主要文化内涵的遗址。但当时的曲村——天马遗址并没有引起考古学界的注意,考古学家没有在此进行进一步的发掘。

   在春秋五霸中,齐、宋、秦、楚的都城之所在皆有确址,而称霸时间最长的晋国早期地域却没有准确的位置。《史记·晋世家》中仅记,晋国的始封地在“河、汾之东,方百里”。1979年秋,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邹衡带领商周组学生赴晋南实习调查,意在破解这一千古悬案。根据史书的记载和之前考古人员的调查,他将目标重点放在了翼城和曲沃两县。在调查中,共发现十多处西周遗址,我们所在的曲村——天马遗址便是其中之一这次试掘取得了重大成果,确定了曲村——天马遗址的范围,并同时探明了这里的文化内涵有新石器时代的仰韶和龙山文化层、夏文化层、两周文化层、秦汉至元明文化层等,其中属于周代的晋文化遗存最为普遍。
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桥山滏水探迷踪  沃野百里览地书

—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遗址的七次大规模发掘


1980年,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在曲村——天马遗址设立了实习基地,并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作,每隔一年对曲村——天马遗址发掘一次,发掘的主要对象是曲村北的邦墓区和遗址中的居住址。从这一年开始,直到1990年,共进行了七次大规模发掘,取得了丰硕的考古成果,共揭露面积约2万平方米,但这也只是这片遗址群的冰山一角。据推测,该遗址仅西周、春秋时期的墓葬总数就可能超过20000座。


月黑风高盗古墓  石破天惊现晋侯

可能自汉代以来,晋国早期都城的确切所在已在人们的记忆中模糊不清了。也正因为如此,曲村——天马遗址才能幸免于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盗掘破坏。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,这里仍是全国范围内同时期遗址中保存状况最好的一处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期,晋南一带盗墓活动猖狂至极,尘封了几千年的遗址惨遭浩劫。由于晋侯墓地被盗,许多珍贵的文物流失海外。为了保护这一千年文化遗产,国家文物局批准对晋侯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。从1992年至2001年,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进行了六次大规模发掘,主要发掘了九组十九座晋侯及夫人墓。此后,2001-2002年又发掘了陪葬墓,2006-2007年又对晋侯墓地一号车马坑进行了最后阶段的发掘。

1992年春节期间,M1、M2被盗,国家文物局批准抢救性发掘。经过紧张筹备,组成了以北京大学考古系李伯谦教授为队长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罗新先生为副队长的联合考古队。本次发掘了晋侯夫妇墓(M1、M2)和1座小型汉墓,揭开了晋侯墓地大规模发掘的序幕。

1992年8月31日夜,盗墓贼在盗掘晋献侯墓(M8)时,被北赵村村民发现,村委会立即集合民兵,手持铁锹、锄头,边击打边高喊抓盗墓贼的口号,将盗墓贼吓跑,并将盗洞回填。同年10月,在该墓被盗一个多月后,被盗走的部分铜器在香港古董市场面世。不久,上海博物馆购回大部,其余流失海外与台湾地区。1992年下半年,考古队紧锣密鼓地对晋侯墓地开展了第二次发掘,发掘了晋武侯夫妇墓(M9、M13)、晋成侯夫妇墓(M6、M7)、晋献侯墓M8,同时期祭祀坑8座,小型汉墓6座。

1993上半年对晋侯墓地进行了第三次发掘。本次发掘了晋献侯夫人墓M31、晋厉侯墓M32和M31的3座陪葬墓。这年下半年,北京大学考古系90级本科生与92级研究生在此实习一个学期,对晋侯墓地进行了第四次发掘,主要发掘了晋穆侯夫妇墓(M64、M62、M63),以及陪葬墓和祭祀坑20余座。晋穆侯夫妇墓葬共三座,是九组十九座晋侯及夫人墓中唯一一组一侯两夫人的墓葬,这组墓葬在遗址厅有完整的展示。

1997年下半年,考古队又对一号车马坑的车坑上部和马坑部分进行了发掘。

1998年,晋侯墓地第一代晋侯燮父墓(M114)被盗,2000年盗墓贼准备再次作案时被发现。从2000年10月开始,至2001年1月,考古队对该墓及其夫人墓(M113)等进行了发掘,这是对晋侯墓地的第六次发掘。至此,晋侯墓地除车马坑和陪葬墓外,九组晋侯夫妇墓全部发掘完毕。

2006年2月至2007年底,对晋侯墓地一号车马坑进行最后阶段的发掘,历时近两年,这是第九次对晋侯墓地的发掘。一号车马坑是现知西周时期最大的车马坑,有车48辆,马至少105匹。


千年聚讼落尘埃  一朝出土烁神州


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朝代是夏代。有准确纪年的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也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,即公元前841年。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仅有三千年“有史可查”,五千年的文明史一直不能得到中外史学界的公认。为此,国家“九·五”重大科研项目“夏、商、周断代工程”上马。晋侯墓地出土的九组十九座晋侯及夫人墓葬,以及青铜器、玉器、骨器等一万余件珍贵文物,为研究西周列王编年提供了实证,为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。同时也证实了曲沃及其周边就是晋国的始封地,是晋国宗庙社稷之所在。

湮没千年的晋国早期都城之谜随着墓葬的逐步发掘而得以揭开,三晋大地历史源头与文化的血脉也自此清晰起来。晋侯墓地的发掘成果曾在1992、1993年度连续两次被评为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之一,在世纪末,又被评为“二十世纪中国一百项最重大考古发现”之一,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并备受世人关注。1996年,曲村——天马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中央电视台、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等主流媒体纷纷报道,一时成为我国考古学界的一件盛事。自司马迁以来两千余载的文化官司有了定论,诸多迷团迎刃而解,大白于天下。

曲村——天马遗址的发掘培养了诸多的考古学家,当年从这里走出的北大考古系学生现在大都分布在全国的文博系统,可以说,曲村——天马遗址是我国新一代考古学家的摇篮。